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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說“摸著石頭過河”是“破”的過程，那么建設法治中國就是“立”的過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凝聚共識相對容易，而進一步深化改革，則處處牽涉政治體制變動，從而變得極為敏感。
?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給國家帶來的巨變是毋庸贅言的，盡管這些年不斷伴隨有對它的質疑、否定，甚至污名化。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1984年提出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用了整整14年時間才“登堂入室”，進入新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但相比而言，中國的法治建設之路，顯然要更加漫長、曲折。
　　人們解讀新階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往往強調其“厘清政府和市場間的關系”的要旨。同時，又容易忽視：《決定》提出的“法治中國”建設才是這種關系得以“厘清”的根本利器。法治伸張，政府才有清晰的邊界，政治和行政的運作才能井然有序，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才有了具體依托。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中國”才是新階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詞。此前，上海大學法學院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法學研究會共同主辦“構建法治中國”高峰論壇，眾多法學專家探討“法治中國”建設的議題。
　　法治中國是中國夢的一部分
　　無需追溯太長的歷史，改革開放伊始，提出打破計劃經濟，實行改革開放的同時，鄧小平就明確提出了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問題。他敏銳地看到，沒有制度的保障，經濟發展的成果不會穩固，國家的政治生活也難以正常化，他曾反問：“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 ，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昵?”
　　但在我國，法治建設似乎一開始就落在了經濟建設的后頭。20世紀90年代初，在市場經濟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法治建設尚未提上議程。直到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才將“依法治國”正式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1999年，“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表述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但是，就像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法學家沈國明教授所說，到目前為止，我國帶有根本性的改革建議往往不是由法學界提出的，而是由經濟界，甚至是企業界提出的。法治建設如何為全面深化改革“排山開路”，這我國法學界需要思考的問題。
　　進入21世紀，我國的法治建設的步伐明顯加快，特別是加入WTO以后，法治建設不足對經濟發展和政治文明進步的掣肘愈加突出。黨的十六大上，依法治國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要目標的一部分。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2012年，在紀念“82憲法”頒布實施30周年的時候，習近平說：“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厲行法治，不斷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和水平，不斷推進各項治國理政活動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更是辟專章論述“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把“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都放在了“法治中國”的概念下。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張文顯教授說，經過一系列的演進，“法治中國”已經從概念變成了思想體系，變成了統領性和戰略性思想。
　　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交通大學學術委員會文科學部主任鄭成良教授認為，法治中國與中國夢是有聯系的。“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的升級版，它蘊含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先進理念。“法治中國意味著當下的中國社會正處于從人治走向法治的歷史轉型過程中，法治主義的觀念、行為和制度安排，正在逐步生成并替代人治主義的觀念、行為和制度安排，盡管這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上海大學黨委書記于信匯教授表示，中國的法治與其他國家的法治有共同特征，但又有自身的特點，“法治中國”是將法治的共性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有了法治的基礎，中國夢會更快實現，更有保障。”張文顯說，中國夢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共同的指導思想。將法治中國放入中國夢的構建中，與和諧、美麗、平安等中國元素有機的結合，共同編織中國夢。
　　先改革還是先改法?
　　改革要求破舊立新，打破陳規，而法治則要求“循規蹈矩”。因此，在改革的過程中，創新要求的突破性和守法要求的穩定性似乎天然存在矛盾。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大聲疾呼要“大膽闖，大膽試”，更多地針對當時思想意識方面的禁錮。而如今，在建設法治中國的進程中，先行先試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是否違反法律”的質疑。
　　沈國明表示，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到處都可以看到與現有法律不一致的地方。比如，80年代的土地改革，就與當時的法律不相一致。所以，法治中國建設必須要考慮：發展需要怎樣的法律，“若不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對依法治國，思維就會形而上學。”
　　2011年，廣東省出臺《廣東省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保障條例〉》時，地方立法部門就對其中的某些條款產生了激烈爭議。《條例》第22條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改革創新措施與現行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有沖突的，可以將改革創新方案提請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的制定機關批準施行，再依照立法程序及時修改、廢止相關的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這讓不少人質疑，到底是先改革還是先改法?上海自貿區的建設過程中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上海的做法，是請全國人大事先暫停若干法律在自貿區的實施，以此避免先行先試帶來的違法風險。沈國明曾在地方立法部門工作多年，他認為，在改革過程中，對于何為“依法改革”需要辯證看待。我們的發展需要對規則進行改變，以試點方式突破規則，試點成功，再進行全面改革。如果法學界只是恪守既有的規則，那么改革必然裹足不前。
　　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是經濟活動、市場運行的具體規則還未完全確立。按照沈國明的話說，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不僅是一個規則的形成時期，還是各種資源尋找自身價值的時期。死守法律條文不是依法改革，而是狹義的改革。依照法律的基本精神，依照價值取向也是依法改革的具體體現。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國家的治理體系還沒有充分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現代文明還存在不相適應的地方。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治理體系建構，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列寧未能解決，探索合適方案的歷史使命無疑落在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于信匯說，三十余年來，我國依靠法治保障，才有國家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今天，中國已經逐步建立起法治體系，進一步的發展更是離不開法治的保障。鄭成良認為，中國的法制建設走了30年，成績很大，問題也很多。一是官方主體違法犯罪多發現象沒有根本扭轉，而社會公眾對濫用職權的違法犯罪行為的承受能力卻明顯下降;二是一般社會主體對法律的敬畏之心日趨淡化，非法逐利、違法訴求的現象有增加趨勢;三是法律的權威性沒有實質提升，法律定分止爭的能力在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解決社會矛盾的經濟資源增長明顯，但精神資源和制度資源都急劇下降，這是未來發展最值得擔憂的地方。“而法治中國是提升精神和制度資源，形成適合現代國家治理需求模式的根本出路。”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鄭少華教授表示，上海自貿區建設是審視法治中國建設非常好的窗口。自貿區要改變以高投入帶動高增長的經濟模式，尋找新的增長和管理機制，涉及到政府審批、政府職能轉變、勞工關系、社保、投資模式等一系列變化。其根本目的在于營商環境的法制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政府管理的法治化、規范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法治中國的路還很漫長。”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一個變法的過程
　　法治中國建設內涵豐富，涉及到經濟體制、政治和行政體制的方方面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遼寧大學法學院楊松教授認為，法治中國建設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好黨和國家的關系，如何處理好執政黨和政府的關系。上海大學ADR與仲裁研究院副院長李建勇教授表示，法治國家構建于憲法之上，其含義包括：一套良法，公民普遍守法，獨立公正地審法。張文顯也認為，法治中國的內涵具體而微，一個是實現依法執政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另一個是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和司法。凡是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都應當由人民代表大會來修改，而不是人大常委會修改。行政執法和行政司法有效銜接。
　　湖南商學院法學院院長楊崢嶸教授表示，法治中國建設，要注意統一性和差異性的安排，治理國家，法治重要，但不唯一，“市場經濟是復雜的，公共法是統一法，市場法是差異法，國家法實現統一法，非國家法實行差異法。”
　　法治建設還是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的必由之路。1999年，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老院長張仲禮先生向全國人大提交了一個議案：《建議制定“反腐敗法”》，這是人大代表第一次提出反腐敗方面的正式立法問題，這個議案成為當年的“一號議案”。然而，直至今天，腐敗形勢如此嚴峻，國家反腐敗工作如此繁重，這部反腐敗法還沒有出臺。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林喆說，反腐敗法的出臺預計會非常困難，非常漫長，“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與國外的不同：中國是黨內自清，國外是國家行為”。但是，在反腐敗法出臺前我們可以先行出臺規范性文件，比如《國家公職人員道德典》 、《國家公職人員腐敗規制條例匯編》等。
　　華東政法大學馬長山教授建議，對于依法治國的構建，可以實行法治政績化，比如像考核GDP一樣通過考核法治指數來評定地方法治建設的成果。法治指數是判斷、衡量一個國家的法治(Rule of Law)狀況及其程度的量化標準和評估體系。
　　在世界法治建設發展的大視野下觀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是提高中國國際競爭力、提升國際形象的必然選擇。通過法治中國建設，我們能夠更方便地參與國際事務，通過法律的方式發表訴求。上海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法學研究會會長沈四寶教授也認為，法治中國建設，如果不顧及國際法治的要求是無法完成的。法治是人類文化的共同智慧結晶，在法治的框架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建立安全新秩序。
　　張文顯說，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緊密聯系，必須以法治來推進改革，今天的法治建設不能按部就班，必須堅定，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一個變法的過程，“一場異常偉大的法治變革正在到來。”
　　兩千多年前，《管子》有言：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黨內和新中國提倡民主法制的第一人董必武先生也曾說：“有法必然治國，無法必然亂國。”法治之利，斯言盡矣!一在建章立制，保持穩定;二在形成規范，垂拱而治。
　　如果說“摸著石頭過河”是“破”的過程，那么建設法治中國就是“立”的過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凝聚共識相對容易，而進一步深化改革，則處處牽涉政治體制變動，從而變得極為敏感。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被稱為“升級版”，絕不僅僅因為它能再次釋放經濟活力，更因為到了新的階段，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建章立制，最終形成一套穩定的制度模式。法治不彰，則國家建構不算真正完成。法治中國建成之日，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真正完成之時。真正的法治中國也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世界政治文明的最大貢獻。(原文刊發于2014年9月4日《社會科學報》理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