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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危險性評估機制實證研究

——以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檢察院的審查逮捕實踐為藍本

南京大學 黃旭巍

　　一、問題所在

　　隨著現代法治進程的推進和人權保障思想的深入，逮捕權的慎用成為共識。修改后刑訴法的頒布實施，也體現了對于逮捕必要性審查的重視。社會危險性是審查逮捕中衡量逮捕必要性的一個重要方面，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七十九條列舉了五種具有社會危險性應當逮捕的情形，對檢察機關審查逮捕工作和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起到了積極的指導和引導作用，報捕和批捕案件質量得到逐步提高。但是，由于公安機關普遍存在重犯罪證據的收集，輕逮捕必要性證據收集，并缺乏對逮捕必要性的論證和風險評估，檢察機關審查逮捕必要性缺乏證據基礎和支撐，在審查方式和程序上也有失全面性、客觀性、公正性，致使逮捕必要性審查形同虛設。對社會危險性評估機制進行實證研究與實踐探索，有利于引導公安機關承擔社會危險性證明責任，有利于提高逮捕質量、降低審前羈押率，同時確保不捕的案件沒有違法或重新犯罪情況、訴訟能夠順利進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二、實踐探索

　　在充分論證了社會危險性證明和評估機制后，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檢察院與建鄴公安分局溝通，于2014年3月20日會簽了《關于辦理逮捕案件適用“社會危險性條件”的實施意見》，將前期論證成果以《實施意見》的形式運用到司法實踐中，嚴格按照《實施意見》規定進行社會危險性評估，深入推進，不斷探索。

　　1.制定規范文件，明確條文要旨

　　一是明確了指導思想。《實施意見》開宗明義提出“體現少捕、慎捕立法宗旨，降低審前羈押率”，有力凸顯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以期實現在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減少社會對立面的司法功能。

　　二是明確了適用范圍。對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下、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等情形，無需適用社會危險性條件，此外才進行社會危險性的證明和評估。

　　三是明確了主體責任。指出了公檢雙方責任分擔原則。公安機關應當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具有社會危險性的證據和材料，并加以證明，規定了由公安機關承擔社會危險性條件的舉證責任;檢察機關應當對提請批捕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的證據和材料進行審查、評估，界定危險性程度后作出是否批準逮捕的決定，賦予檢察機關對嫌疑人具有社會危險性的監督決定權。

　　2.細化評估內容、方法和程序，突出機制可操作性

　　作為社會危險性評估機制的主要載體，《關于辦理逮捕案件適用“社會危險性條件”的實施意見》細化了社會危險性評估的內容、方法和程序，將新法規定轉化成為運行機制。

　　一是細化五種社會危險性情形，評估內容更貼近實際。《實施意見》將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規定的五種概括性的社會危險性分解和細化為二十余種更貼近司法實際的具體情形，如將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細化為犯罪嫌疑人是否慣犯、多次、流竄、結伙作案，是否預謀犯罪，作案手段是否殘忍，是否采取破壞方式作案等具體情形，使公安機關在搜集證據證明、檢察機關在評估時更具有針對性，并易于操作。

　　二是結合量刑層次采用分檔評估，評估方法更科學全面。根據對上述細化的社會危險性情形的審查，結合一般的司法認知、共識，《實施意見》將社會危險性的程度設定為高、中、低、較低四檔，并結合犯罪嫌疑人可能的判處的七至十年、三至七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個量刑層次，確定逮捕標準，即對于可能判處七至十年有期徒刑的，社會危險性程度為“低”即達逮捕標準;對于可能判處三至七年有期徒刑的，社會危險性程度為“中”即達逮捕標準;對于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社會危險性程度為“高”才達到逮捕標準。

　　三是設定一般和特殊評估程序，評估機制繁簡得當。對于簡單案件適用一般評估程序，檢察機關僅需審查案件材料和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的意見后即可做出決定;對于復雜案件適用特殊評估程序，公安機關、犯罪嫌疑人或其辯護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所在單位或社區等參與人均可參加評估程序，并就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發表各自意見，最終由檢察機關判斷對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

　　3.扎實有效開展工作，突出機制對審查逮捕實踐的服務性

　　社會危險性評估機制源自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審查逮捕工作的新要求，當然也要服務于審查逮捕工作并在實踐中接受檢驗。為此我們開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強與公安機關溝通協調，保障機制順利實施。為使《實施意見》及時有效的執行，我們在意見會簽后第一時間召集建鄴公安分局刑警大隊負責人及轄區九個派出所刑偵所長，就社會危險性評估機制的價值和意義，公安機關的工作職責，評估的內容、方法、程序等進行座談，并要求其對提捕的犯罪嫌疑人均應依照機制對社會危險性予以證明，取得了共鳴并得到支持。

　　二是設計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評估表格，簡化評估工作量。基層偵監工作量大、案多人少，社會危險性的評估既要認真實施，又不能過大增加負擔，為此我院設計了社會危險性評估表格，一張表格中涵蓋了量刑檔次、社會危險性內容、種類及社會危險性程度等評估的全部內容，承辦人只需要根據案件情況在表格對應項目中確認即可完成，操作簡便，效率顯現。

　　三是革新審查逮捕意見書內容，對接評估機制。我們在審查逮捕意見書逮捕必要性部分中增加三部分內容。一增加犯罪嫌疑人可能適用的量刑檔次分析，要求案件承辦人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和量刑情節對犯罪嫌疑人可能適用的量刑檔次進行分析并予明確;二增加社會危險性評估內容，要求案件承辦人對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及具有的具體情形進行分析、論證，并評估社會危險性程度;三增加社會危險性評估結論，要求案件承辦人根據社會危險性的評估程度，結合其可能適用的不同量刑檔次，評估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審是否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并作出是否批準逮捕的建議。

　　4.明確雙向說理制度，加強與公安機關的溝通

　　一是評估工作公開透明，公檢雙方相互制約。《實施意見》規定公安機關提捕時應當制作《犯罪嫌疑人具有社會危險性說明書》連同證據材料移送檢察機關審查。檢察機關認為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審可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應當在《不捕理由說明書》中向公安機關說明不采納《犯罪嫌疑人具有社會危險性說明書》的理由。公安機關認為說明理由不成立的，可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九十條的規定辦理，將檢察機關的評估過程和結果向公安機關公開，在該項工作中接受公安機關的制約。

　　二是拓展豐富了不捕說理內涵。在社會危險性評估工作中引入雙向說理，明確了檢察機關在《不捕理由說明書》中說明不采納公安機關關于嫌疑人社會危險性說明的理由，將社會危險性評估內容納入《不捕理由說明書》，拓展了不捕說理的范圍，賦予了不捕說理制度新的內涵。

　　三是增進溝通與理解，避免不必要的誤解。雙向說理制度建立了有效的溝通機制，公檢能及時掌握彼此關于嫌疑人社會危險性的評估意見，避免了因標準、認識不統一及溝通不力造成的誤解。

　　三、對策建議

　　《實施意見》會簽以來，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檢察院共辦理審查逮捕案件24件33人，其中，因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批捕1人，因曾經故意犯罪批捕10人，進行社會危險性評估16人，經評估，批準逮捕13人，不捕3人，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捕7人。通過一系列案件的處理，我們驗證了《實施意見》的科學性和實用性，積累了經驗，也產生了新的思考。

　　一是細化的二十幾種社會危險性情形基本囊括五項社會危險性，但仍有補充的需要。如我們辦理的黃某尋釁滋事案，黃某酒后滋事，毆打被害人和出警民警多人，致一人輕微傷。評估中發現黃某曾因酗酒兩次損壞他人財物，民警曾三次出警處理其酒后滋事行為。根據其犯罪事實、情節，黃某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左右，如無前期劣跡，該案可不予批捕。但考慮黃某前期對社會造成的不安定因素，經綜合評估，認定黃某社會危險性程度為高，遂作出批捕決定。黃某的危險性情形在現有二十幾種評估選項中沒有對應的項目，評估時只能將其列入“具有其他可能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情形”。社會危險性評估表列出了二十幾種情形，但對嫌疑人所具有的社會危險性仍未能窮盡，因此，評估項目中設立的“其他情形”的兜底條款很有必要。今后可以考慮將這種不斷滋事或多次重復同類違法行為的情形列入評估項目。

　　二是嚴格按照《實施意見》處理案件，將社會危險性高低作為是否逮捕的標準。如潘某妨害公務案，潘某酒后隨意毆打保安和民警，致一人輕微傷。潘某可能被判處約有期徒刑六個月，無前科劣跡，社會危險性程度評估為低，作出不捕決定。該案也是酒后滋事，毆打警察，以往毆打警察、致輕微傷的案件，一般予以批捕，但因潘某系偶犯，因此處理決定與黃某案不同。通過潘某與黃某兩個案例的對比，可以看出嫌疑人社會危險性高低對處理決定的重要性。

　　三是評估嫌疑人社會危險性時，不應當忽略罪行危險性。如嚴某非法持有槍支案，嚴某一方與對方產生糾紛，在明知對方糾集多人準備斗毆的情況下，攜帶槍支到達現場，后為自救，三次鳴槍恐嚇。該案中，嚴某系自首，到案后供述穩定，認罪態度較好，其開槍是為了迫使對方終止斗毆，事后槍支也已被扣押，社會危險性看似不高，但其罪行影響惡劣：明知可能聚眾斗毆仍持槍前往現場，并在公共場所開槍，對公共安全造成破壞和威脅。考慮到其罪行危險性，嚴某的行為與一般的持有槍支案件存在區別，綜合判斷其社會危險性屬“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情形，危險性高，決定批準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