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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王家福(右二)帶領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民法室同事到武漢調研

2006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成立，王家福出席會議并講話。　

　　11月28日，小雪節氣。

　　當天的北京天氣寒冷，但是一個大晴天。
　　長安街附近，一家中西合璧建筑風格的醫院，一位87歲的老人躺在其中一間特護病房里。
　　此前兩天，《人民日報》刊登了100名改革開放杰出貢獻擬表彰對象，老人名列其中，他就是王家福。
　　對王家福的介紹是：他參與民法通則、公司法、物權法等多部重要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想，較早提出依法治國理念等。
　　“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體系的思想并仔細研究了這一體系基本框架；提出并論證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王家福的第一屆博士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憲法與法律委員會委員孫憲忠這樣評價老師的杰出貢獻。

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構建思想，成為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立法工作的基本理論基礎

　　11月28日下午，記者趕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自1959年開始，王家福一直在這里工作。
　　法學研究所在沙灘北街，古樸幽靜。
　　走進大門，左手邊是一座三層建筑，墻上爬滿古藤，樓前是一個小院子，幾棵高大的楊樹直插冬日的晴空。
　　《法制日報》記者步入其中一間資料室，映入眼簾的是幾列書架，最右邊的書架側面掛著一張大幅圖片：一位慈祥的老者面帶笑容，穿西裝，系領帶，右手拿筆，坐在辦公桌前正欲下筆。
　　圖片下方寫著：王家福。
　　記者環視四周，南邊的窗臺上擺著幾個相框，有一張照片是5個人的合影，背景為武漢長江大橋，其中一人正是王家福，戴著眼鏡。圖片說明寫道：1984年(法學研究所)民法室赴武漢調研時合影。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民法室組建于改革開放之初，當時稱為“民法經濟法研究室”，王家福是第一任室主任。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一個重大問題擺在世人面前:經濟建設需要建立什么樣的法律制度?
　　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精神，經濟建設必須依法進行，必須恢復國家的法制建設。
　　“但是，對于在我國經濟體制下應該建立什么樣的法律體制，那個時候我國上下的認識并不清楚。”孫憲忠提供給《法制日報》記者一本《王家福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六十周年暨八十壽誕慶賀文集》，他在回憶導師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在這個涉及中國經濟體制法律規范基本模式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在王家福的帶領下，成立課題組進行研究并提出了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構建的思想。
　　孫憲忠回憶，他的老師王家福還組織了一系列重大法學研究討論活動，包括組織上世紀80年代關于中國法律體系基本模式的論證活動、召開全國性的理論研討會。
　　在孫憲忠看來，通過研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法律體系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變得清晰和明確。從那時起，中國社會開始接受平等主體、法人、公司、合同、權利、義務等基本法律概念，為后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的民商事立法熱潮奠定了基礎。
　　1992年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談話中的重要論斷，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同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創造，法治在其中又有何作用、法治和市場有何關聯，這便是一個值得深思的重要問題。
　　11月29日下午，在中國法學會一間辦公室里，王家福的博士生、《中國法學》總編輯張新寶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當時背景下，“家福老師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建設問題”。
　　“1995年年初，我接到了1月20日為中央領導同志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問題’作法制講座的任務。由于法學所和我本人多年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并有所研究，因此，我在課題組同事的幫助下順利完成了任務。”2008年12月，王家福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王家福當時回憶說：“我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是一場深刻的變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應該解決的問題、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實施制度四個方面，論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建設問題，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在講座中，我明確地提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在這次采訪中王家福如是說。
　　孫憲忠認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體系的思想，并仔細研究了這一體系基本框架”，正是老師的一項杰出貢獻。

呼吁和推動起草民法典，參與了民法通則、公司法、合同法、物權法等多部重要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1978年11月24日，當天的《人民日報》第3版頭條位置刊發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民法一定要搞》，署名是王家福和蘇慶。
　　1979年第4期《法學研究》雜志上，王家福再次撰寫題目為《一定要制定民法》的文章，呼吁盡快制定民法。
　　孫憲忠在回憶導師的文章中寫道，上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開始法制建設時期，中央提出了制定相應法律包括民法的要求。
　　受中央負責同志委托，王家福立即組織力量，研究中國制定民法的必要性及其制度建設的重大問題。
　　王家福還在法學研究所主持召開民法經濟法問題座談會，主張民法是調整中國社會經濟關系的基本法，會后向中央提交《關于制定中國民法典的研究報告》，提出中國需要盡快制定民法典，還就民法的制定提出了初步的設想。
　　中央采納了這份報告，批示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與法學研究所聯合試擬民法典草案。
　　“實際上，中國民法立法是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王老師所率領的團隊發軔而起的。”孫憲忠寫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隨后成立民法起草小組，著手民法起草工作，楊秀峰為組長、陶希晉為常務副組長，集中了包括王家福在內的全國優秀民法學者。
　　遺憾的是，民法起草小組歷時3年完成了幾稿草案，但受制于當時的社會條件，并沒有正式形成民法典。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王家福等人參與了彭真主持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民法通則起草工作，并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民法通則討論稿正是在民法草案稿的基礎上形成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通過后，王家福的學生們非常自豪，王家福提出的“以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作為民法立法基礎”的觀點，最終為民法通則采納，并成為以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立法的基礎。
　　在張新寶看來，王家福不僅在研究領域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奠定了多部法律的理論基礎，還參與了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
　　“作為學者，他在國家大政方針方面貢獻了自己的智慧，而且這種貢獻是獨特的。”張新寶說。
　　在孫憲忠看來，不僅是民法通則，而且還包括合同法、物權法、繼承法、土地管理法等立法，都是這一次民法立法活動的后繼，中國商法的一些立法，事實上也是從此衍化而來。
　　1987年，國務院委托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國家經委成立“經濟合同法修改工作小組”，王家福應邀成為工作組成員。
　　1998年3月，我國最高立法機關再次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組”，成員共9位，其中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有3位，包括王家福、王保樹、梁慧星。
　　2001年，王家福又在《WTO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問題》一文中，呼吁制定民法典，完善商法體系，健全經濟法。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而這，正是王家福等民法學家長期研究、推動的成果。

“法治國家”這個涉及國家基本治理模式的思想，是王家福以及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對于國家法治事業最大的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資料室的窗臺上，還擺著多張照片，其中一張沒有人像的照片吸引了記者的目光。
　　嚴格說來，這張照片所記錄的內容是一個表格，上半部分是“中共中央法制講座”，下半部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
　　表格的左邊是日期，中間是法制講座主題，右邊是主講人的名字，王家福的名字出現了3次。
　　其中，1996年2月，王家福給中央法制講座主講了“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王家福在一份回憶資料中稱：1996年年初，司法部黨組要他為中央領導講“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于種種原因，正式確定他為主講人時距試講的時間只有4天，距確定的正式講課時間也已經很近。
　　根據王家福對這一問題多年研究的積累，他在很短的時間內準備了講稿，順利通過了試講。
　　“1996年2月8日，還是在中南海懷仁堂，還是圍坐在那長橢圓形的會議桌旁，我圍繞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根本大計；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具備的條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一個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奮斗四個方面進行了講座。”王家福說。
　　在講座中，王家福提出，在新世紀即將來臨的關鍵時刻，中央提出研究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多年后，王家福說：“江澤民同志在講座之后發表的那段重要講話至今仍回響耳畔：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鄧小平同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和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方針。”
　　“回想起來，這次講座實際上對黨的十五大報告的起草，是一次在中央最高層的很重要的鋪墊、醞釀和理論探索。”王家福認為。
　　1996年11月到1997年9月，王家福參加黨的十五大報告的起草工作。報告起草的自始至終，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表述和論述就一直出現在報告稿中。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開幕，報告中明確地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這是依法治國第一次被確定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1999年3月，王家福見證了將“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治國方略入憲的歷史時刻，使之成為一項不可動搖的憲法原則和制度。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在修訂黨章時，又在黨章中增加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表述，成為執政黨的宗旨和行為規范。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深化依法治國實踐。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
　　“‘法治國家’這個涉及國家基本的治理模式的思想，是王家福老師以及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對于國家法治事業最大的貢獻。”孫憲忠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王家福的貢獻不止于此。
　　改革開放以來，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領域作了諸多開創性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專利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法律制度研究》《中國土地法理論與實踐問題》《中國民法債權》等。
　　2008年，王家福所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一文，獲得唯一的首屆中國法學特別貢獻獎。
　　2012年，王家福榮獲“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稱號，全國共有25位法學家獲此殊榮。
　　2018年11月，《人民日報》刊登了100名改革開放杰出貢獻擬表彰對象，王家福是入選的兩位法學家之一，另一位是許崇德。
　　張新寶認為，看中國社會發展這40年，其實就是兩條主線:一條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條是依法治國。王家福抓住了這兩條主線。
? ? ? ?記者手記　　
　　在法學研究所采訪時，記者發現，這里相當局促，但就是在這里，成長起來了像王家福這樣的法學大家。
　　也是在這里，王家福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想，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樣一個國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孫憲忠評價導師時用了這樣一句話:他是法律思想的大家。
　　他是怎樣做到的？
　　張新寶的話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家福老師人品高尚，為人謙和，不計較名利，虛懷若谷，有包容的智慧。
　　此次采訪，記者沒有能夠見到王家福老師，出于健康原因，他這幾年一直在醫院住院。但處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節點上，這面“中國法學界旗幟”不能缺位。真心祝愿王家福老師身體一天天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