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9日
星期五
時間：2015-02-26 來源：中國法學網 責任編輯：elite
幾千年的中國刑法史，靠刑訊逼供定罪科刑，從酷吏周興、來俊臣，到包青天、海青天，莫不如此!嚴刑拷打，屈打成招，制造了多少楊乃武與小白菜式的悲劇!多少無辜屈死的竇娥冤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嚴禁刑訊逼供，取得很大的進步!在審判程序中徹底禁絕了刑訊逼供，但在訴前刑事偵查階段，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的違法行為，仍然存在著!
例如，1998年貴州遵義紅花崗區公安分局刑警趙金元、屠發強刑訊逼供，致嫌疑人熊先祿死亡事件;1999年榆林市鎮川派出所六名干警刑訊逼供，致嫌疑人黑海飛死亡，然后偽造逃亡現場、掩蓋罪行事件;2004年甘肅平涼市鄭發祥暴力取證，致嫌疑人韓某死亡事件。2005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三起嚴重侵犯人身權利的典型案例：河北李久明被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編造殺人經過，錯判死刑;云南丘北農民王樹仁，被刑訊逼供，打斷胸椎、腰椎致七級殘，被錯判強奸殺人罪;遼寧沈陽新生公安分局，刑訊逼供，將嫌疑人張建華毆打致死。據《了望東方周報》報道，2006年之前的10年間，因刑訊逼供造成的有據可查的冤案，竟達20萬起之多!
為了切實維護憲法，保障人民群眾人身權利，徹底禁絕刑訊逼供的違法行為，現行刑法加重了對刑訊逼供罪的制裁，并新增暴力取證罪。鑒于刑訊逼供違法行為的嚴重存在，2000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將刑訊逼供列為刑事訴訟執法大檢查的重要內容。此后，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了以強化偵查監督、防止刑訊逼供為主題的專項活動。2005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王振明副檢察長透露，一年間共計立案侵犯人身權利罪案件1204件、1751人;起訴1924人，有罪判決1450人。雖然加大了對刑訊逼供、暴力取證違法行為的打擊、懲罰力度，杜絕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的政策目并未實現。此后又接連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云南杜培武案和湖北佘祥林案!
刑訊逼供，禁而不絕，必有其體制上的根源。這就是，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在擁有刑事偵查權和負有證明責任的機關手中。公安機關具有刑事偵查和看守所行政管理的雙重職能，使采用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手段，以獲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再以此有罪供述作為獲取其他證據的手段，成為可能。因此，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大多發生在公安機關。看守所雖然不歸檢察機關管轄，但檢察機關有權將犯罪嫌疑人從看守所提到本機關或者別的地方審訊。在此期間，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在擁有刑事偵查權、負有證明責任的檢察機關手中，具備了進行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的條件。因此，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也發生在檢察機關。
作為對照，人民法院在開庭審判期間雖然控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但人民法院不承擔證明其犯罪的職責，因此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不發生在人民法院。監獄和勞改、勞教場所歸司法部門管轄，司法部門控制著服刑人員和勞教人員的人身，但司法部門不承擔證明服刑人員和勞教人員犯罪的職責，因此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不發生在司法部門。
可見，禁絕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的有效途徑，就是：使擁有刑事偵查權和負有證明責任的機關不能控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控制犯罪嫌疑人人身的機關不具有刑事偵查權、不承擔證明責任。這正是現代法治國家杜絕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的成功經驗。
2006年兩會期間，梁慧星等政協委員提案，建議將羈押犯罪嫌疑人的強制場所劃歸不具有刑事偵查權、不承擔證明責任的司法部，以徹底根絕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遺憾的是，這一提案，因受到公安部出于狹隘部門利益的抵制，而未被采納。公安部認為，采用所謂“全程錄相”完全可以實現根絕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的目的。三年的時間過去了，靠所謂“全程錄相”，達到根絕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的目的了嗎?沒有!最近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躲貓貓”事件，就是鐵證!
關鍵問題在于，操控“全程錄相”設備的機關，是控制犯罪嫌疑人人身且負有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同一機關。警察和檢察官絕不致于面對攝像頭對犯罪嫌疑人動手動腳!難道不會待嫌疑人招認之后再啟動錄相設備?即使錄上了，難道不會刪除?這簡直易如反掌!其實，所謂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也并不是非要自己動手動腳不可，難道不可以讓“牢頭、獄霸”代勞，玩一玩“躲貓貓”游戲?所謂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也并不是非得要動手動腳不可，例如讓嫌疑人連續數十個小時不能睡覺!或者讓他自己玩“俯臥撐”!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已經驗明，“全程錄相”不可能禁絕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犯罪行為!不僅如此，安裝一套錄相設備要30萬元，每個縣公安局一套、檢察院一套就是兩套，60萬元。市一級的公安機關和檢察院當然也要各安裝一套。全國2千個縣、5百個市，安裝五千套“全程錄相”設備，須國庫支出人民幣15億元。設備還要人保管、維護和使用，一套設備至少兩個人，共需要一萬人。這一萬人的住房、工資、福利、社保、醫保，絕不是小數。還有錄相成本，每個案件需人民幣1千元。這5千套“全程錄相”設備的保管、維護、使用，每年至少需要人民幣10億元。可以斷言，靠所謂“全程錄相”解決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是徒然浪費國庫巨額資金、增加納稅人負擔的十足的餿主意!
在2009年兩會期間，梁慧星等全國人大代表再次建議(第7398號建議)，改變羈押犯罪嫌疑人的強制場所的管轄，由不具有刑事偵查和公訴職權的司法部門負責管理看守所，并對被羈押的嫌疑人的人身安全負責，無論公安機關或者檢察院，均只能在司法部門管理的看守所的審訊室審訊犯罪嫌疑人，無須所謂“全程錄相”，無須耗費國庫資金，無須增加納稅人負擔，即可實現徹底禁絕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違法行為的政策目的。
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在對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第7398號建議的答復(政法辦字【2009】329號)中，肯定“關于將羈押場所劃歸司法部管轄防止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的建議”具有建設性，并正確指出：“如何有效防止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信力，是近年來社會各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2008年底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就已將解決這一問題作為改革的一項重點內容。但時至今日，問題并未獲得解決。
中華民族號稱文明古國，有最悠久的文明。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的嚴重問題依然存在，玷污了這個文明。我們看到從杜培武開始，到佘祥林，到2010年的趙作海，等等，這個因刑訊逼供被冤枉錯判的名單還在往下排下去。媒體報道，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的人在監獄服刑碰見了真兇，說服真兇自首，冤案才得到糾正。在2010年末中央電視臺舉辦的12.4法治晚會上，一位檢察官說得好，他說這些冤案因死者復生、真兇出現而獲得糾正，是事實的勝利，不是法治的勝利。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的存在，是法治的恥辱。只須改變羈押場所的行政隸屬即可解決的問題，何以成為“十五”、“十一五”都沒有解決的老大難題?難道“十二五”也解決不了!特再次建議。
(注：作者梁慧星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全國人大大會上的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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