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9日
星期五
時間：2020-11-05 來源：正義網 責任編輯：敖婷婷
□刑訴法就是實踐中的人權法和憲法的應用法,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以人為本”的理念是其存在與發展的根基。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國刑訴法的最基本的中國特色,就是我們黨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指導原則在訴訟中的應用。刑訴法的四十年,告訴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權保障原則”,堅持“人本主義”的哲學理念永遠不能動搖。
我國刑事訴訟法1979年制定、1980年實施,又歷經了3次修改,已經四十年了。作為一名訴訟法學者,并參加了制定和歷次修改的論證和討論,見證了這一發展的過程,談一下自己的個人體會和看法。
發展過程
(一)1979年刑訴法制定。我國現行刑訴法于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共四編164條。1979年制定刑訴法,用彭真同志的話作總結,主要是“撥亂反正,有法可依”。我清楚地記得,1979年刑訴法第40條關于逮捕條件的規定,就是彭真同志親自擬定的,即“對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當依法逮捕。”
(二)1996年刑訴法第一次大修。根據1996年3月17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共四編225條。
1996年刑訴法的第一次大修,是我國民主與法治的進程,以及社會、經濟、思想等發生巨大進步和變化的體現。此次刑訴法修改,對1979年刑訴法進行了大修,共修改106處,將原刑事訴訟法從164條增至225條。這些修改集中到一點就是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確定了“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且刑訴法第12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此外,1996刑訴法明確地規定了“疑罪從無”的處理程序,其具體表現有三:一是對原刑訴法關于“人犯”的規定,以及籠統的“犯人”“犯罪分子”的稱謂,立法明確規定為“犯罪嫌疑人”,只有決定起訴、交付法院審判才稱之為“被告人”;二是將刑辯律師參與訴訟行使辯護權的時間從1979年刑訴法規定的開庭前7日,提前到將犯罪嫌疑人首次接受訊問或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日作為其委托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時間,而將委托辯護人的時間提前至案件移送審查起訴時;三是在刑訴法第162條第3款明確規定,法院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的“疑罪從無”的處理方法。
(三)2012年刑訴法第二次修改。根據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共五編290條。2012年刑訴法在1996年刑訴法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大修。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國家對外開放的力度越來越大,對人權問題,尤其是訴訟中的人權保障,要求越來越嚴格。
2012年刑訴法修改的集中點是把我國2004憲法所確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訴法。人權保障原則進法典,這又是我國刑訴法立法和實踐的一大進步!其具體內容包括:(1)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刑事訴訟法的重要任務,載入刑訴法第2條。(2)確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規定了具體程序的措施:一是在第50條規定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二是比較詳細地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原則和程序;三是在刑訴法第121條明確規定偵查訊問可以進行錄音錄像。這些規定對遏止刑訊逼供有著重大的功能和作用。(3)改革和完善辯護制度:一是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的地位得到確認;二是辯護人的責任發生了變化,強調實體辯護與程序辯護并重;三是改善律師會見難的情況;四是擴大辯護人的閱卷權;五是對追究辯護人刑事責任作出管轄權的調整,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六是擴大了法律援助的適用階段與范圍。(4)簡易程序的擴大、死刑復核程序的改革、未成年人案件訴訟程序的增設等,均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
(四)2018年刑訴法第三次修改。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修改決定并發布實施,修改后的刑訴法共五編308條。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第三次修改也是一次巨大進步,共作出26項修改,把2012年刑訴法增至308條。其主要內容有四:一是調整了檢察職能,規定了刑訴法和監察法的銜接程序;二是增加規定了缺席審判制度;三是速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寫入法典;四是新設值班律師制度。
進步與評價
我國刑事訴訟法從1979年產生、1980年實施到2018年進行第三次修改,至今實施已歷經四十年,其進步與發展舉世矚目。
(一)科學、民主、文明的發展方向勢不可擋。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產生,“撥亂反正,有法可依”到“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再到“尊重和保障人權”,直至2018年的第三次修改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確立。這一發展變化的過程,伴隨著我國依法治國的進程,刑事訴訟程序不斷邁向“科學、民主、文明”,已經形成了不可逆轉“定力”。何謂“定力”,就是規律,就是中華民族不斷邁向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歷史必然,這種必然性勢不可擋。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堅持方向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人權保障的“以人為本”根基越來越牢。我國刑訴法從產生到三次修改實施的四十年,其根本哲理就是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以人為本”哲學理論。刑訴法就是小憲法,刑訴法就是實踐中的人權法和憲法的應用法,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以人為本”的理念是其存在與發展的根基。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國刑訴法的最基本的中國特色,就是我們黨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指導原則在訴訟中的應用。刑訴法的四十年,告訴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權保障原則”,堅持“人本主義”的哲學理念永遠不能動搖。
(三)程序的獨立價值是永恒的話題。四十年來,關于實體與程序的關系,從理論到實踐,兩種認識的博弈,從未間斷。但在爭鳴之中,人們已經認識到“重實體輕程序”的危害性,“程序的獨立價值是永存的”。由此,才使“無罪推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一系列程序保障舉措陸續進入法典,并得以貫徹實施。
(四)訴訟模式的適時轉型已經勢在必行。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屬于傳統的“職權主義”模式,也有人稱之為“強職權主義”。四十年來,我國的訴訟立法和實踐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與時俱進,尤其是1996年、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訴訟程序中大量地吸收了當事人主義訴訟程序。當事人、訴訟參與人的參與權、知情權依法得到了保障,使得我國的訴訟程序更加科學、民主、文明。“法律正當程序”,“程序公正保障實體公正”,“只有程序正義才能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程序獨立價值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
(五)刑事訴訟構造在不斷調試。關于控辯審的法律關系,四十年來立法者用補短板、強弱項的方法,使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得到了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憲法原則貫徹始終;二是刑訴法有關辯護人的地位和權利不斷得到強化和擴大,尤其是刑事辯護中的會見難、閱卷難、質證難逐漸得以解決;三是獲得辯護的范圍和參與訴訟的階段不斷得以擴大和提前;四是刑事辯護全覆蓋和值班律師制度的確立,為刑事辯護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空間;五是法律援助的階段和范圍在也逐步發展和擴大;六是律師隊伍的發展和壯大有目共睹。
有待完善之處
我國刑事訴訟立法的進步和發展仍然在行進中,前進的方向是明確的,但也存在有待進一步完善之處。
(一)立法還是比較原則,可操作性有待增強。刑訴法是一部應用法,作為應用法,其實務性較強,它必須有利于實務操作和應用。我國的刑訴法在立法的技術上,傳統的做法是“易粗不易細”,由此法律的條文不僅原則而且數量也少。由于法律條文少,導致司法解釋的數量不斷增加,可能會對法律統一適用造成較大影響。
(二)立法關于統一的證據規則體系尚未建構。證據是刑事訴訟法的核心和基礎。我國刑事訴訟法從1979年頒布到2018年的修訂,均未把證據當作重點加以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已為當今各國應用比較成熟的證據規則體系,在我國立法上還是空白。
(三)立法關于對權力的制約、監督,以及訴訟中的程序性制裁機制缺乏剛性規定。我國刑訴法雖然有“公檢法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和“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施法律監督”的規定,但是,在具體程序,尤其是在實際工作中,缺乏具體的制約措施和程序舉措。訴訟中程序性的制裁機制明顯不足,對于程序違法的做法,程序制裁機制基本上是空白。
(四)司法改革成果亟待總結立法。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依法治國的決定頒布以來,我國的司法改革發展迅速,也取得了一系列嚴格執法、取信于民的經驗和成績,這些與刑事訴訟關系十分密切的成果,亟待總結修法。例如關于人權司法保障的各項制度建設、關于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果,關于刑事辯護制度的新舉措,關于審前程序的改革,關于證據制度的新發展,關于如何貫徹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措施等等,都有待認真總結,對刑訴法進行再次修改。
展望與發展
我國刑事訴訟法四十年來的發展和進步舉世矚目。但是今后的發展和進步,其任務還是相當艱巨的。按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和提出的具體任務,還將付出巨大的努力。就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要求“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而言,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和實施,筆者認為有以下問題,必須著手解決:(1)如何從立法和實施中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立法上明確規定“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應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具體制度;(2)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建立健全和完善公檢法各司其職、相互制約和監管的體制機制,并明確規定程序性制裁措施;(3)立法要進一步規定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4)刑訴法必須建構完善的證據規則體系,一是要完整地規定刑事證據規則,二是要規定更為詳細的收集、固定、保存、審查、判斷證據的具體制度和程序,三是要完善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制度,四是要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5)建構刑事訴訟中的人權司法保障體系,詳細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尤其是刑事辯護制度體系的保障性制度和程序;(6)建構完備的法律援助制度體系;(7)完善對人身自由限制的各種強制措施制度,尤其是關于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的規定,在新的歷史時期,怎樣才能做到少捕、少用的具體程序和措施;(8)對訴訟中訊(詢)問制度錄音錄像和律師在場制度的建構;(9)建構更為完善的認罪認罰制度;(10)刑事案件質量保障制度體系的構建,尤其是司法責任制的實施措施;(11)訴訟中涉案財產處置制度和對錯案的糾正賠償制度的建設。
以上是根據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依法治國建設要求,對有關刑訴立法事項的列舉;如果對照域外各國和聯合國有關刑事訴訟的規定和要求,還有許多適合我國國情的有關規定,也是我國刑訴法必須加以研究和吸收的。我國刑訴法的完善和進步,最根本的問題還在于訴訟理念的轉變,總結四十年經驗,刑訴法的每一個進步無不和訴訟觀念的轉變相關,只有建構科學、民主、文明的司法理念,促使訴訟觀念的轉變,才能在修法和實施上獲得更大的發展和進步!
總結四十年的發展進程,筆者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司法理念的轉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堅持“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把“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理念,作為刑事訴訟法修改和完善,以及貫徹實施的基本法則,從“人本主義”法哲學的高度,補短板,強弱項,才能制訂一部現代化的刑事訴訟法。
第二,對于刑事犯罪的斗爭和治理,要從“高壓、從重、從快的控制犯罪型”轉向“正當法律程序型”,充分認識程序的獨立價值,正確處理“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法律觀,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
第三,堅持我國刑事訴訟法發展的“定力”不動搖,所謂“定力”,就是沿著我國刑訴法從“有法可依”到“無罪推定”再到“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發展的“科學、民主、文明”規律,行穩致遠,堅定不移向前走,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訟文化”。不僅僅是司法機關和辯護律師,還要把這一訴訟文化建設普及到每一個公民。
第四,要堅持與時俱進,跟上訴訟結構和訴訟模式轉型的步伐。四十年來,我國刑訴法在訴訟模式的轉型上,已經做到從職權主義轉向“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相結合”的模式,訴訟類型從“壓制型訴訟”轉向“權利型訴訟”。2018年刑訴法的修改,認罪認罰從寬入法,要求我們的認識從“權利型訴訟”轉向“協商型訴訟”。因為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很多的刑事案件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這就促使我們必須從“對抗”走向“合作”,建構協商型訴訟迫在眉睫。積極建構協商平臺和制訂協商程序是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第五,在司法部門和刑辯律師隊伍的建設方面,要走專業化道路,要邁向“理性”。因為真正優秀的法官、檢察官、警察和律師,要依靠自己的理論能力和理論努力,處理法律世界難題的概念、原理、方法,形成特有的知識形態。只會背誦法律條文,機械地套用法條,不會用理論解讀法律問題,就不是一個完美的法律人。從法律規定邁向理性,才是一名真正的法律人。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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