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出戰略部署，強調“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出“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這為加強涉外法治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姿態參與國際事務，需要強化法治思維和運用法治手段。2023年11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涉外法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全面依法治國，事關我國對外開放和外交工作大局。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同開放相伴而行，對外開放向前推進一步，涉外法治建設就要跟進一步。要堅持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擴大開放中推進涉外法治建設，不斷夯實高水平開放的法治根基。”①

　　習近平法治思想以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培育一批國際一流的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雹诜e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作為加快涉外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有力支撐，對于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國公民、法人在我國的正當權益，增強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具有重要意義，必將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高質量法治保障。

　　一、準確把握涉外法律服務的內涵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涉外法律服務業發展較快，涉外法律服務隊伍不斷壯大，涉外服務領域日益拓展，服務質量逐步提升，為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正當權益，促進對外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我國步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一帶一路”等國家重大戰略、中國企業“走出去”、服務我國外交工作大局等都對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涉外法律服務業在全面依法治國和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的作用更加顯現。

　　新形勢下，涉外法律服務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維系國際關系和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法律服務；第二類是為法人提供的法律服務。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在積極地“走出去”，同時也要把國外投資“引進來”，吸引國外投資進入中國市場，這些國際商業活動都需要精準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務。根據商業項目進程的不同階段，可以把涉外法律服務需求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在項目交易談判完成階段，我國企業在進行合并、上市、融資等一系列運作時，需要強化合規意識，同時要為項目細節執行、風險評估和管理、爭議解決等方面提前制定好有效、合理和公平的合約條文。在項目執行階段，尤其是“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項目中，需要確保遵守項目所在國的法律法規；將國內產品推向國際市場時，也需要符合銷售地的法律要求。這都需要對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有基本的了解和認識。在爭議解決階段，當前爭議解決的主要手段是國際仲裁。國際仲裁與國內現行的涉外仲裁仍存在顯著差異，所以要求律師必須具備國際仲裁的專業知識。此外，在仲裁過程中還會涉及一些國家當地法院的司法程序，需要對外尋求專業的涉外法律服務。在此背景下，中國律師事務所和企業法務對于各自的角色都應當精準定位，共同為企業“走出去”提供精細化、專業化的涉外法律保障。

　　除國際仲裁外，調解也是一種有效、便捷和雙贏的爭議解決方案。我國倡議運用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設立在香港特區，應大力推動對調解的認知和實踐，讓企業在保持雙方友好合作關系的同時，以各方利益為主要目標，就爭議尋找各方都能接受的雙贏和解方案，為和平解決爭議提供多元化選擇，為國際關系、投資、商業活動的爭議提供有效、便捷的解決方案。

　　二、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的策略和路徑

　?。ㄒ唬┘訌娕囵B專業化涉外法治人才，是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的第一要務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堅持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加強學科建設，辦好法學教育，完善以實踐為導向的培養機制，早日培養出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專業素質過硬、通曉國際規則、精通涉外法律實務的涉外法治人才。健全人才引進、選拔、使用、管理機制，做好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儲備。加強涉外干部隊伍法治能力建設，打造高素質專業化涉外法治工作隊伍。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切實提升涉外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③法律服務隊伍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力量。聚焦國家涉外法治戰略需求，需要采取多種方式和途徑，分層次、分領域加強高素質涉外法律服務人才培養。具體而言，項目交易、執行和爭議解決三個階段都離不開涉外法律服務，應根據不同階段有針對性地進行培訓。

　　在項目交易階段，需要聘請專門從事非訴業務的律師，根據融資或上市當地的法律法規并結合國際慣例進行專業培訓。例如，利用香港特區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經驗，適用普通法的優勢，香港特區律師的國際視野，結合我國企業的具體需求，為企業和律師提供培訓，培養一批能夠為我國企業在境外進行構建企業架構和融資等業務提供涉外法律服務的中國律師。

　　在項目執行階段，關鍵是選用當地的律師對企業提供涉外法律服務。為此，國家可提供政策支持，引導各地律師協會按服務地域、專業領域和業務專長分層精選出部分涉外律師事務所，搭建全國涉外律師事務所矩陣，對于中國已經開展和即將開展友好合作的國家和地區，針對性地了解當地的法律，并與當地律師事務所建立聯系，幫助企業法務尋找合適的當地律師提供精準的涉外法律服務。通過建立全國涉外律師事務所矩陣，加強國內與境外律師事務所之間的相互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全球范圍內一切可以服務于中國海外利益的法律服務資源，形成全方位、廣覆蓋的涉外法律服務體系，不斷提升涉外法律服務的能力和水平。同時，這些交流、合作、學習，將為我國培育一批國際一流的律師事務所創造良好條件。

　　在爭議解決階段，需要根據三類不同的培訓對象就國際仲裁進行針對性和系統性培訓。第一，高校加強對高端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學生要打好根基，需要在高校進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專業性、系統性教育，深入了解國際仲裁和爭端解決的方法和做法，全面培養學生科學嚴謹、求真務實的精神。例如，清華大學在2012年已經成立國際仲裁和爭端解決項目，讓學生系統學習國際商事仲裁、投資仲裁、投資法等內容，旨在培養未來能夠參與國際仲裁和爭端解決業務的實務人才。第二，對年輕的、有機會接觸國際仲裁的律師就國際仲裁的技巧做基礎性培訓，例如口頭陳述、口頭盤問證人等。第三，針對已經參與國際仲裁具有一定經驗的律師，要就仲裁如何保障客戶權益的實施策略和技巧等強化培訓。例如，如何利用保全措施等法律手段，積極主動地保障客戶權益并爭取戰略性優勢。另外，也需要根據不同行業的特點，深入開展行業個性化仲裁培訓。

　　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探索形成常態化、規范化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機制。目前，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仍面臨涉外法治人才缺乏的短板，所以亟需做好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儲備，為我國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助力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有力人才支撐。

　　（二）與國際一流律師事務所合作并強化實踐歷練，是提升涉外法律服務能力的重要途徑

　　法律的真諦在于實踐。我國律師在促成交易、項目執行或解決爭議的各個階段，都需要積極創造、抓住和利用好實踐機會。在國際仲裁案件中，企業聘請國外律師事務所代理案件的同時，要堅持國外律師事務所跟中國律師事務所合作，中國律師需要在國際仲裁案件中尋求實操機會。在與國外律師事務所合作辦案時，中國律師應主動爭取在案件中的核心角色，例如爭取參與書寫法律文書、做口頭陳述、做口頭盤問等關鍵環節。這不僅能提升實務技巧，更能在實際案例中學習并掌握國際法律的運用。

　　在我國律師走出去的同時，也需要把國外人才請進來。國家層面應給予相應政策支持，吸引國際上在促成交易、解決爭議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的海外華人律師回歸祖國，特別是政治立場堅定、具有強烈家國情懷、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精通涉外法律實務的年輕華人律師群體。吸納國外高端涉外人才加入，能夠帶來先進的國際法律服務理念和技術，進一步提高我國涉外法律人才隊伍的實力，快速提高全國涉外律師事務所矩陣的整體水平，全面提升涉外法律服務質量。

　　通過內外結合的方式，輸出與引進并舉，我國會加速實現涉外法律服務高質量發展，并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中，促進中國成為國際仲裁新的目的地。在此背景下，國家政策的支持顯得尤為關鍵，既包括對本土律師涉外能力的培養，也涵蓋對海外優秀法律人才歸國服務的激勵機制。

　　（三）中國律師事務所“走出去”與國際一流律師事務所“引進來”并舉，是推動涉外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必然要求

　　隨著越來越多中國企業投身國際市場，尤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和貿易活動，對熟悉當地法律環境和國際規則的中國律師事務所的需求日益增長，需要中國律師事務所攜手企業一起走出國門，應對復雜的涉外法律問題，為我國企業提供精準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務。

　　此外，為了全面提升我國涉外法律服務水平，國家應鼓勵引進國際一流的律師事務所入駐中國，借助其豐富的國際經驗、專業人才以及先進的管理模式，為我國律師提供近距離的學習機會和實踐平臺。這種雙向互動不僅有助于中國律師在處理國際商事爭議、跨境交易等方面迅速提升專業能力，也有利于國內律師事務所借鑒和吸收國際同行的先進經驗，進而逐步縮小與國際一流律師事務所之間的差距，最終推動我國涉外法律服務實現高質量發展，更好服務于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

　?。ㄋ模┡嘤龂H一流的仲裁機構，是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的堅實保障

　　隨著經濟貿易全球化發展不斷深入，國際仲裁的地位和作用在世界各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發展國際仲裁事業、培育具有影響力的國際仲裁中心，已成為我國涉外法治工作和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環節。當前，我國正在修改仲裁法，這為培育國際一流的仲裁機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機，應當借此機遇積極推動我國國際仲裁事業的發展，確保中國涉外仲裁跟國際接軌。

　　以香港為例，香港特區首部仲裁條例沒有區分本地仲裁和國際仲裁。第二部仲裁條例改為采用二元制，分為本地仲裁和國際仲裁，使得香港特區的國際仲裁案件數量顯著增長。香港特區律師在實踐中運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簡稱示范法），通過實踐掌握了國際仲裁規則，從而迅速適應并融入國際仲裁環境。香港特區律師積極參與國際仲裁會議，與國際同行深入交流并分享經驗，由此成功培養出在國際仲裁領域具有影響力的高端仲裁專家。

　　我國仲裁法采用二元制體系，在涉外仲裁適用示范法的做法更易于被國際接受，有助于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仲裁資源引進來。而本地仲裁的法律框架可繼續為沒有涉外因素的爭議提供解決機制，以處理國內的商事爭議。我國律師也可在境內接觸并實踐國際仲裁的標準和做法，這將逐步培育出一批一流的中國仲裁律師，進而成為國際認可的仲裁專家，實現中國國際仲裁事業高質量發展。

　　此外，鑒于當前國際上先進的仲裁實踐主要以機構仲裁為主，我國迫切需要培育一批具備國際一流水準的仲裁機構。這需要我國具備成熟的涉外仲裁法律作為堅實基礎，同時要求我國的仲裁機構需擁有開放思維和國際視野，積極接納和運用國際通用仲裁管理規則，并主動吸納國際通行的做法。因此，有必要按照國際標準培訓仲裁秘書，使其熟知國際仲裁常規流程。

　　構建起完整的法律框架和專業的人才儲備，將為打造國際一流的仲裁機構創造有利條件，而邁向國際一流仲裁機構的關鍵還在于實踐。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應堅定地運用本國仲裁機構，尤其在我國企業攜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參與國際項目時，更要在談判中充分發揮話語權，堅持選擇我國成熟的仲裁機構來進行仲裁。只要我國有示范法作為涉外仲裁的法律制度支撐，又有與國際仲裁機構接軌的仲裁秘書服務和管理機制，外國當事人選擇并接受在我國進行仲裁自然水到渠成。有了實踐的磨礪，我國就會快速培育出一批國際一流的仲裁機構和涉外法律專家。

　?。ㄎ澹┓e極參與國際談判，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的長遠需要

　　當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不可或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雹茏鳛樨撠熑蔚拇髧?，我們不僅要積極參與國際談判和規則制定，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更要引領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進步和發展。我國需要積極參與制定規則、解釋規則，乃至在必要時建議修改規則。面對現行國際秩序中西方國家占據國際談判中的主導地位，中國政府代表應力求在國際談判中積極主動發聲，傳達中國主張，表達中國立場，而這往往與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有著深刻的共鳴。

　　同時，中國參與制定規則，積極發出中國聲音，不僅體現在維護自身利益上，更是肩負起帶動和引領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的重任。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和倡導公正合理的國際規則，可以提振發展中國家的信心，增進國際社會的凝聚力，從而為全球治理格局的平衡貢獻力量。從涉外法律服務來講，涉外法治工作也將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此外，如我國采用示范法作為涉外仲裁的法律框架，中國法院對國際仲裁的判決就會成為國際仲裁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一舉措為我國使用話語權提供了廣闊空間，我們的法院也可以充分發揮話語權，通過實踐運用適用示范法的具體案例，進一步提升話語權，更高質量、更深層次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充分使用好話語權，中國特色涉外法治的國際影響力會不斷提升。通過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將會持續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從而成為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通過不斷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法治理論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必將為人類法治文明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為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綜上所述，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是我國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法治力量保障高水平對外開放，確保對外開放行穩致遠的關鍵舉措，更是捍衛國家主權、保護企業和公民海外合法權益、助力企業“走出去”戰略實施、吸引優質外資“引進來”的重要保障，這對于完善涉外法治體系、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法律人才、提升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響力，都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著眼未來，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持續加強涉外法治建設，不斷提升建設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助推我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更加自信從容，通過法治力量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促進國際法治進步，為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強勁的法治動力。

　　作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前司長，清華大學法學院國際仲裁與爭端解決項目共同主任，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聯席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