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8日
星期四
時間：2025-07-07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陳聰
??【我是這樣做學問的】?
??1984年，我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時代，我們經常早上五六點就到圖書館學習，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著作、選修各類課程。雖然當時還沒有強調通識教育或學科交叉，但廣泛涉獵各學科知識為我們的專業學習拓展了視野。除法律系的課程外，我也選修了不少哲學系、中文系、社會學系的課程。法學歸根到底是關于人的學問，這些課程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法的本質有著很大幫助。
??在法學專業的課程中，龔祥瑞老師和羅豪才老師的課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龔祥瑞的課安排在一間大教室，從來都座無虛席。他上課時一口充滿激情的寧波話，對中外行政法如數家珍，從理論到實踐都講得十分透徹。羅豪才常使用啟發式教學法帶領我們從不同視角討論和思考，將問題不斷引向深入。正是在這樣的課堂上，我深刻體會到了行政法對國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對行政法學產生了濃烈興趣。老師們經綸濟世的情懷具有強烈感召力，不斷影響和塑造著我們這些青年學子的人格。
??因此，我下定決心報考行政法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1988年，我從北大法律系本科畢業，考入中國政法大學，師從應松年教授研習行政法。1990年，我碩士畢業，報考中國政法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師從陳光中教授和應松年教授從事行政訴訟法研究，成為新中國首位行政訴訟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93年畢業并留校任教至今。
??在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期間，我開始比較系統地整理自己的一些思考并撰寫成文。當時國家法治建設最緊迫的任務是實現“有法可依”，立法機關面臨較重的立法任務，學術研究也就順理成章地圍繞著厘清基本概念、構建基礎性制度展開。如何將紛繁復雜的行政活動類型化并為其確立規則是十分具有理論挑戰性但又很有吸引力的事情。我沿著這一脈絡展開研究，從1989年起陸續發表了一些學術論文，尤其是其中一些成果得到學界和實務部門的關注，讓我感受到學以致用的意義。1992年，《中國法學》轉載了我發表于《法學與實踐》雜志的《建議制定行政許可證法》一文，引起立法機關的關注。我也由此加入行政許可法的立法團隊中，參與具體條文的起草和修改。
??這一段求學經歷讓我深刻感受到，興趣和熱愛是做學問最重要的前提。高質量的研究往往是由興趣所驅動的。如果能夠從學術研究中真正感受到求知的快樂，那就會有不竭的動力和靈感去支撐看似枯燥的讀書和寫作。
??學術研究具有時代性。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必定著重關注一個時代的問題。將個人研究興趣與時代需求相結合，會讓研究成果產生更大的影響。我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行為理論和行政救濟法，這正是時代賦予的機會與使命。為加強行政領域立法，1986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組建行政立法研究組，我有幸作為研究組秘書參與其中。我早期的很多研究主題都跟研究組的工作密切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是我實際參與的第一部立法，我博士論文的選題正是來源于該法制定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論文的部分觀點也被立法所吸收。在參與立法等實踐工作的過程中發掘具有學術價值的真問題，強化研究的問題意識成為我做學問的方法之一，后期針對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程序的研究亦是如此。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研究風格：堅持問題導向，立足實踐，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主要是規范研究，但法律規范系統并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法律也并不成長在真空之中，而是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聯結。好的法學理論應當具備鮮明的實踐品格，展示對實踐的洞察力、解釋力、引導力。因此，我常要求我的學生深度介入和參與法治實踐，通過對實踐的觀察、體驗和反思，培養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思辨能力，防止研究“脫實向虛”。
??典型案件是了解法律系統運行情況的另一扇重要窗口。在做學問的過程中，我親歷和參與了一些司法實踐，代理了諸如“賢成大廈案”“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等案件，產生了積極影響。例如“田永案”將人民法院的司法審查范圍延伸至教育行政管理領域，開啟了高校做行政訴訟被告的先河。該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年第4期收錄，后又被遴選為最高人民法院第38號指導性案例。代理該案后，我覺得有必要對高等學校的法律地位做一討論，于是撰寫了《公務法人問題研究》一文，發表在《中國法學》上。這種通過典型案例觀察、檢驗理論學說和法律制度的研究方法，是完成中國行政法系統化、本土化建構所需要的。法學研究者從個案出發參與實際問題的解決十分重要，但不應止步于個案，而要善于通過個案見微知著，發現系統性問題并尋找解決方案。
??好的研究成果能夠引導實踐并在實踐中得到檢驗，這一檢證過程亦會引出新的理論問題，形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循環。在研究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中國實現行政法治的關鍵在于政府，于是將研究重點放在了法治政府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上。我在2005年籌建了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并帶領研究院團隊先后研發設立了“中國法治政府評估”等項目，取得了“以評促建”的良好成效。項目的開展也幫助理論界更好地把握了法治政府建設的脈搏和規律，催生了更多關于法治政府建設的優秀成果。
??在多年來的研究中，我愈加深刻地體會到中國歷史文化和體制機制的獨特性，越發意識到破解國家治理和法治建設的難題沒有現成答案可以照搬。這要求我們把握好知識生產和理論發展的方向，做好法學研究的守正創新，用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成果回答關于法治的中國之問、時代之問、歷史之問。
??新時代為法學研究提出了新命題，也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素材和歷史機遇。只要我們堅持立足本土、面向實踐、把握當代、放眼未來，就一定能夠形成更多扎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回應時代需求的高質量研究成果，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作出更大貢獻。在通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道路上，法治的光輝必將更加閃耀。
??（作者：馬懷德，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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