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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壯闊圖景中，有一位學者始終堅守在理論研究、法學教育與實踐服務的前沿陣地，用三十余載光陰書寫著一位法學人的初心與擔當。他就是《中國法學》雜志社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文藝。近日，黃文藝當選“2025年度法治人物”。

“作為法學教育界的代表當選‘2025年度法治人物’，既是對我過去工作成果的認可和肯定，更是對我未來工作的鼓舞和鞭策。”談及這份榮譽，黃文藝的話語樸實而堅定，“我要把這份榮譽轉化為拼搏進取的動力，為我國法學教育和研究事業發展作出新貢獻。”這份謙遜與擔當，正是他數十年如一日深耕法治領域的真實寫照。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者與傳播者

1996年，黃文藝到吉林大學法學院工作后，便踏上了法治理論研究與法學教育的征程。他先后在高等學校、科研院所、黨政機關研究部門歷練，積累了深厚的理論功底與豐富的實踐經驗。而習近平法治思想正式提出的五年，成為他學術生涯中最為濃墨重彩的篇章。

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也是該領域發表研究成果最多的中青年學者之一，黃文藝的研究始終保持著體系化、學理化高度。

“我長期從事法學理論研究，深刻感受到學習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法學理論研究至關重要。”黃文藝直言，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最大理論增量，“研究闡釋好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法的本體論、價值論、運行論、關系論、方法論等方面的原理性貢獻，有助于推動中國特色的法學理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完善。”

近年來，他堅持從歷史和現實貫通、國內和國際比較、理論和實踐融合的大視野出發，相繼在權威報刊發表理論文章30余篇，系統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體系、標識范疇、原創理論、學術貢獻與實踐偉力。其關于“預防性法治”的研究，正是深受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重要命題的啟發，成為理論創新與思想指引相結合的生動范例。

“學好用好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當代中國法律人的基本功，學習掌握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法學專業學生最重要的專業訓練。”基于這一認知，黃文藝成為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的積極踐行者。

他和幾位專家共同提出的開設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課程、編寫相關教材等建議被中央有關部門采納，深度參與編寫《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新時代中國憲法理論》等多部馬工程重點教材，為思想傳播筑牢教材基礎。

在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期間，他聯合多個法學院校發起成立“習近平法治思想高校協同研究機制”，組建“建構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院校聯盟”，組織“習近平法治思想大講堂”和網絡公益直播課。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課程主講教師，他的教學成果被多家媒體報道，主講課程獲評國家一流本科課程。此外，他還組織主辦習近平法治思想全國教學研討會，為全國高校交流教學經驗搭建平臺。

五年來，黃文藝走進黨政機關，面對學校師生和基層群眾，開展習近平法治思想宣講100余場次。他認為，專業的法治理論要讓群眾輕松理解和接受，關鍵在于貼近生活、貼近實際。因此，他堅持以大量生動鮮活的法治故事、案例、數據進行宣講，讓黨的創新理論真正“飛入”尋常百姓家。

中國政法理論的開拓創新者

“政法是我國古已有之的悠久傳統，是當代世界獨樹一幟的法治實踐。”憑借曾在政法單位任職的實踐優勢，黃文藝敏銳發現，這一深厚傳統和獨特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法學研究的“無人區”，是需要學者深耕深挖的“學術富礦”。于是，他將研究目光投向古典政法傳統、政法范疇演進、政法體制原理等重大問題，致力于從學理上總結提煉中國政法工作的實踐經驗和東方智慧。

“我國政法傳統和實踐是建構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深厚根基和殷實資源。”黃文藝認為，對中國政法實踐進行理論提取、學術提煉，能夠豐富發展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而自身熟悉政法實踐情況、切身體會其內在邏輯的經歷，成為他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顯著優勢。

多年來，他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權威期刊發表政法研究論文20余篇，形成了一系列原創性研究成果。2025年出版的《如何理解政法：范疇、傳統和原理》一書，更是被學界和實務界譽為中國政法理論研究的扛鼎之作。

在建構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征程中，黃文藝強調，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建構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最大底氣。他認為當代法學學者必須具備三大核心能力與素養。其一是要深入研究闡釋黨的創新理論，讓其轉化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四梁八柱；其次要深入提煉中國法治實踐經驗，將其升華為學術形態、學科形態的法學知識，充實豐富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最后要深入挖掘中華法律文明的精華精髓，提煉出具有深厚民族基因、文化根基的自主法學知識。

這三點認知，既是他對學界同仁的期許，也是他自身學術實踐的真實寫照。

法治中國建設的決策咨詢者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法治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法治創新。”黃文藝毫不掩飾對自己事業的熱愛，“這種偉大法治實踐給法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發展提供強大動力，也給法學研究和教育工作者大展身手開辟廣闊舞臺。”

這份熱愛與赤誠，讓他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將學術研究與國家法治建設需求緊密結合。近年來，作為多個中央部委和省區市的法律顧問、法律咨詢專家，他承擔了中央有關部門交辦的20余項政策研究任務，用專業知識為國家決策提供智力支持。2015年，他擔任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體學習主講人，就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問題進行專題講解，為最高決策層提供專業學術參考。

在法治實踐層面，他深度參與多項重要法規文件和法律草案的研究起草與專家論證工作。從《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例》《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等重要法規文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等國家法律草案，都留下了他研究論證的痕跡……

回顧三十多年來的歷程，黃文藝最欣慰的成就是“發表出版了一系列理論研究成果，培養了一大批優秀法治人才，參與了一系列重要決策的研究論證工作，為國家作出了一定貢獻”。這既精準概括了他作為研究者、教育者和咨詢者的三重成就，也彰顯了他將個人學術追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人生境界。

學術成果發表“雙難困境”的破局者

在學術出版領域，作者“有文難發”與期刊“好文難求”的矛盾長期存在。擔任《中國法學》雜志社總編輯后，黃文藝經過深入調研，找到了問題的癥結——“作者與期刊之間信息不對稱、供需不對接。”

針對這一痛點，他提出并踐行“請進來”和“走出去”的雙向交流解決方案：一方面，組織實施“走進法學院校”“走進法治實務部門”系列活動，主動同法學法律界專家座談，講清用稿需求和撰稿標準，培育打造優質稿件。另一方面，邀請重點稿件作者到雜志社面談，深入討論稿件修改完善方案，提高發文學術質量。這種“請進來”的方式，既幫助作者提高稿件質量，也讓期刊獲得更符合要求的優質稿源。

這一創新模式的實踐效果逐步顯現。《中國法學》的辦刊質量持續提升，不僅獲得中國政府出版獎期刊獎、“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等重要榮譽，還連續多年在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考核中獲得“優秀”等次，穩居中國法學期刊影響因子排行榜第一名。

對于青年法學研究者，黃文藝還結合辦刊經驗給出撰稿投稿“兩大秘籍”：一是突出學理性：法學論文的貢獻力在于原理，應打破就事論事的淺表式研究，深入回答“為什么”的問題，挖掘提煉出現象背后的深層次規律原理。二是突出創新性：法學論文的生命力在于創新，應從問題、材料、方法、觀點等方面進行創新，寫出令人豁然開朗、耳目一新的原創性論文。

“自覺做貫通古今、融會中西、穿透理論和實踐的思考者、行動者。”這既是他對青年的寄語，也是他自身學術生涯的總結。

三十載春秋耕耘，一輩子法治堅守。黃文藝用自己的學術生涯詮釋著一位法學學者的初心與使命，也用豐碩的成果為法治中國建設注入了強勁動力。面向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的新要求，黃文藝的腳步從未停歇。他將繼續聚焦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闡釋，推進政法理論研究，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在建構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道路上持續探索，用不懈的努力繼續在法治沃土上書寫新篇。